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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和友人闲聊,言及顾随时,都不禁扼腕,觉得对这样天才的艺术鉴赏家,知道得太晚了。几年前曾拜访过叶嘉莹先生,那一次谈话,得知她的学识,有许多是来自顾随的暗示,这才留心到这位已逝的前辈。后来陆续读到张中行、周汝昌、史树青怀念顾随的文章,便隐隐感受到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存在。一个人死去几十年后,仍被不断提及,便也证明了一种力量。可惜,许久以来,他的文字在书界早已难觅了。
直到《顾随文集》问世的时候,才得以窥见他的风采。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存在,他的为诗、为文,以及为人,都有着别人难及的地方。顾随不仅艺术天分高,能写很漂亮的诗话,重要的是他的见识不俗,常言他人难言之语,于迷津之中,道出玄机,给人豁然开朗的惊喜。这样的学人,在今天,已难以见到了。
顾随是京派学人,与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很熟悉,但他看人看事,并不以权威眼里的是非为是非,是有特立独行的一面的。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在苦雨斋里也执弟子之礼。周氏的学生们对老师恭恭敬敬,像俞平伯、沈启无,甚至对周作人有崇拜感。顾随呢,则以平常目光视之,对苦雨斋主人的短长颇为清楚。虽然在学问上,多少受到周作人的影响,但在那个圈子里,顾氏应该说是个“鲁迅党”的一员,虽然他和鲁迅并无什么交往。
就才气而言,顾随的文字,并不亚于废名,其鉴赏力之高,还在废名之上。他的古典诗词研究,水准远远高于俞平伯、沈启无。沈启无1933年编校《人间词及人间词话》的时候,就请顾随作过序文,可见顾氏在京派圈子的影响力。他毕生从事教书工作,但对创作又别有情怀,一直关注文坛的动态,自己也写过小说、散文,而尤以古诗词多见功力。冯至先生说他“多才多艺,写诗、填词、作曲,都创有新的境界;小说、信札,也独具风格;教学、研究、书法,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;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,我与此无缘,不敢妄置一词。但除此以外,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、调侃辞章,既讽世,也自嘲”。记得曾看过张中行、启功、史树青诸人写过的追忆顾随的文章,便依稀感到,在京派文人中,顾随的影响力不可低估,他的思想和学识,对认识苦雨斋这个知识群落,有着特别的参照。
顾随生于1897年,河北人,字羡季,笔名苦水,晚年号驼庵。他在北大读书时,大概就认识了周作人。不过,那时候他对周氏的印象,远不及鲁迅。看他的书信、日记以及学术文章,言及鲁迅处多多,对周氏很少提及。偶涉苦雨斋主人,还略带批评,看法是很奇特的。20世纪20年代后期,当他涉足周作人的圈子里时,对诸位的感觉,很有分寸,不像废名、俞平伯那么醉心。他的书信,多次写有对钱玄同、周作人的感受,这些,已成了珍贵的资料。1929年12月3日致卢伯屏的信中,谈及了与周氏的相逢,内容颇为有趣:今日上午得晤周启明。此老新丧爱女,然颇能把持得住,——说句笑话:足见涵养工深。马季明邀弟同启明至其家午餐。进门方坐定,疑古玄同先生即闯然而入。季明介弟与之一点头后,疑古先生即打开话匣子。蓝青官话说得又急又快,加之弟又重听,十才可懂得五六。于是吃饭,饭后漱口,吃茶,这之间,此老并不曾住口。不独弟无从插嘴,即健谈如马、周,亦难得搀言之机会。上课时间到,弟又伴三人同出,路上玄同的话亦未曾间断。且与季明科诨打趣。
弟午后无课,至办公楼前即作别而归。路上自思:玄同健谈如此,乃闻其上课必迟到廿分钟始到堂,真不可解。
到寓后,又得启明书一通,笺上印朱色阳文印章曰:“若子纪念”。信用文言,系答弟上次吊唁之信。中有警句云:“年逾不惑,不愿因此影响于思想及工作,日日以此警惕,此则颇可以告慰者也。”可见此老秉性,亦颇刚毅,惟不似鲁迅先生之泼辣耳。
昨晚有学生谓弟曰:“鲁迅得男,见世界日报新闻栏。”因报告启明事,并以附闻。
寥寥数语,苦雨斋内外环境便已现出,真是不可多得的妙笔。顾随的审美情调与治学方式,与周作人圈子的风格,略微相同。比如都深恶八股,为文与为人,以诚信为本,此其一;看书精而杂,喜欢人生哲学,其谈禅的文章,我以为超出废名、俞平伯,有大智存焉,此其二;他谈艺论文,与周作人思想,时有暗合之处,如主张“诗人必须精神有闲”等,不为功利所累,此其三。但顾氏在根底上,又是位诗人,对为学术而学术,或说以学术而自恋的生活,不以为然。虽身在北平,但心却神往上海的鲁迅,以为鲁夫子的世界,才是知识人应有的情怀。自20世纪20年代起,他便有意搜集鲁迅的作品,无论创作还是译作,都很喜欢,有时甚至达到崇仰的地步,并以大师视之。顾随谈及周氏兄弟,佩服的是周作人的读书之多,敬仰的是鲁迅的精神状态,以为后者的超迈,虽可望而不可即也。
1927年11月22日,在致友人信中就说:“契霍甫有云:人,谁也不是托尔斯泰呀!若在中国,则又当云:人才一作文,谁也不能立刻成为鲁迅先生也。”鲁迅那时在知识界的分量,有如此之重,对后人研究关于他的传播史,殊有意义。顾随的心态便有意味,说京派学人仅会玩玩古董、弄弄风月,那是不确的。
从顾随的遗文里看他的世界,可得出诸多的印象。求知方面,他与周作人心绪多有交叉,而就精神本色而言,却紧靠着鲁迅,虚无感和挣扎感那么强地流溢着。顾随大抵是个诗人,对学术看得较轻。他一生一直以创作为重,然而因生计之故,不得不以教书度日,写下的大多是读书札记之类的东西。但这些札记,我们可以当美文来读,既无教授腔,又非作家式的漫谈,常常是诗化的学识,激情融入见解,见解里又蕴含哲思,古老的文本在他面前,常常被激活了,或现实化了。若说什么是艺术鉴赏,倘读一读他的《稼轩词说》《东坡词说》《揣龠录》等,那才叫神清气爽呢。
周作人生前,与顾随的交往止于一般友人的礼仪,并非像对废名、江绍原那么热情。不过顾随有困难的时候,也多次求助于先生,比如20世纪40年代,其弟失业时,顾随就找过周氏,希望在教育界,能为其谋得一职。他们的交往,多以谈学识为主,且颇有滋有味。如顾随致周氏的一封信曾云:晚饭后得吾师手书,又语章三章,如大热得美荫,积困为之一苏。题王君画及题弘一法师书二章已见过,但师跋语中鱼沫相啕一语,弟子所感实深。一体苦住,故能感受。但道有浅深,吾师出语,雍雍穆穆。若弟子则不免有浮气躁气,至少亦有愁苦气也。
星期日上午拟晋谒,余俟面详,不一一。
愁苦之气,与雍雍穆穆,哪一个好呢?见仁见智,不可求同。但顾氏之苦也真,难说不敌静穆之气。周作人晚年谈鲁迅的家事、掌故,沉静得连一点感情也没有,就有点过于无情,不见人的性情了。20世纪50年代初,顾随就对周氏已多有微词,在致友人信中说:
来津以后得见知堂老人所作《鲁迅的故家》一书,署名周遐寿,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。其中文字去年曾继续于上海日报登出,如今汇集印成一集。日前天暑无事,曾借得一部读一过。文笔松松懈懈,仍是启老本来面目,惟所写太琐屑,读后除去记得许多闲事而外,很难说到得什么好处。即启老自序亦谓“鸡零狗碎”矣。深恐最近之将来不免有人要批评一通,弟曾见此书否?如无事可以一看,否则不过目,亦不甚可惜耳。
但他读鲁迅著作,就是另一种状态。1942年,翻阅鲁迅的译作《译丛补》时,就感动不已,说出这样的感慨:《译丛补》自携来之后,每晚灯下读之,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。底页上那方图章,刀法之秀润,颜色之鲜明,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。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。
自古皆有死,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,大师虽未必(而且也决不)觉得满足,但是后一辈的我们,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?想到这里,再环顾四周,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。
我相信顾随的感觉是真实的。他对周氏兄弟的判断,十分到位,是跳出了苦雨斋的高人。顾氏生活于学人的圈子,能悟出其中的冷暖,看到己身的不足,这就很有几分哲人气。我们读俞平伯、沈启无、江绍原的文章,都无顾随那样的悲凉气,而顾氏于平淡中又能生出奇拔的超逸情怀,与喜欢鲁迅不无关系。顾随的文章,每每被后人提及,且喜好者甚多,那是见解的不俗所致,至少比起周作人的诸多弟子的文章,是有可咏叹者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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